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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· 首頁_史海鉤沉
                  一個純粹的人
                  發布:2018-10-31 來源:轉載 瀏覽:9514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 2011年11月24日,九三學社社員云南大學原衛生科科長李云鏊主任醫師因病逝世,享年83歲。按照他生前的遺囑,家屬把他的遺體捐獻給了醫院,為醫學科學解剖之用。逝者生前以“博愛、奉獻”為人生座右銘,捐贈遺體,是實踐他畢生追求的人生價值的最后一步。李云鏊的一生,沒有因富貴而炫耀于世,也沒有因出類拔萃而富有傳奇,但他在激蕩的社會漩渦里與人生的命運抗爭,一步一步堅韌前行,活出了精彩,在不起眼的崗位上,做出了顯著成績,受到周圍人們的愛戴和懷念。
                        1928年李云鏊出生于河北省衡水縣小侯村的一個耕讀之家。李云鏊的祖父曾是前清秀才,重視教育是他的治家理念并成為家族傳統之一。他曾取“尚仁堂”之名為庭院堂號,意即希望家人要做知書達理、仁者愛人之人,為此,李氏家族成員大多受過良好教育或禮教熏陶。李云鏊的姑姑、伯父中不乏以教書為生之人。李家的另一個傳統是尊重勞動,雖然家中常年雇有一個長工,但家庭成員卻是主要勞動人手,其中李云鏊的母親便是家中辛勤勞動的榜樣。她一生辛勞備至,操持著家務與田間勞作,忙里又忙外。李云鏊童年時,父親是陜西省鳳翔縣禁煙局局長,家中置辦了50多畝地、二匹騾子、二套四合院的家產。以耕讀為本的家風,加之衣食無憂的物質生活,李云鏊的童年充滿了歡樂,童年時代的他,度過了人生中一段無憂無慮的時光。在他不多的記憶中,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場景。他記得,他家“四合院的西北方有一棵大石榴樹,每到五月滿樹鮮紅的石榴花異常絢麗,八月節前結很多石榴;東北方有一棵絨花樹,開花時粉紅色的圓球布滿全樹,不僅好看且香氣撲鼻;其葉子與眾不同,每到黃昏或陰雨天就抿起來,白天才張開。在四合院的空地里由淑敬姑和淑范姑種些花卉,每到仲春、盛夏,院子里鮮花怒放,蜂蝶飛舞,家里顯得特別美麗。”他還記得,秋光蕭瑟的時節,伯父帶他到田邊打到野兔時的歡叫;記得跟著大人趕廟會,眼中只有那花花綠綠的各種玩具和誘人的吃食;記得河北梆子的腔調讓他著迷,啟蒙了他對戲劇的終生愛好。他曾跟隨伯父到縣城和西安看過馬戲團的演出和外國電影,為美國神童小明星秀蘭·鄧波的表演而傾倒。他在鳳翔縣讀小學時,曾參加班上舉辦的聯歡會,在會上邊唱邊表演:“我有十個小朋友,五個在左,五個在右,會打鼓,會拍球,這樣的小朋友人人都有(寓意十個手指頭)”。他曾經游覽過北京的名勝,和祖母、父親、母親一起共享天倫之樂。他的玩伴很多,除了堂兄、堂弟、堂妹,還有一起讀書的伙伴。他們一起在夏季田野的翠綠、秋季的金黃中游蕩,在知了和蟈蟈的鳴叫、雄雞的高唱、母雞產蛋后的咯咯邀功聲中念書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命運是突如其來的偶然性。當李云鏊9歲時,兩個重大事變猶如交響樂團指揮手下的一個休止符,一下子終止了他歡樂的童年,把他拋入了迷惘、憂慮的少年時代。這兩個事變一個是他父親納妾,一個是日寇侵華。兩個事件施加給少年李云鏊的陰影是:他從此失去了安定的讀書環境。父親納妾后,單獨和小妾一起生活,再也沒有管發妻及其子女的生活,李云鏊就此中斷了家中提供的讀書費用。日寇侵華后,村里、縣里的學校停辦,李云鏊只得輾轉各地去求學。不期而至的命運,使少年李云鏊有些不知所措,初嘗人生之苦澀。也許,就是從那時起,他心中產生的、不便向大人求解的人生之問,使他一改往日的活潑,變得沉默寡言了。但有背叛就有援助,李云鏊的姑姑、伯伯、舅舅們及時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。在母親和姑姑、伯伯、舅舅們的安排下,他如螺陀般旋轉似地到各地上學。他先是跟隨一位天主教徒馬先生學習,后到衡水縣城淑敬姑姑教書的學校讀書,再到離家100多里的南宮縣的天主教會辦的學校就讀,還到過肖張鎮的學校上學,村里的學校恢復后,又返回到村里的學校繼續學習。至13歲多一點時,在母親和舅父的安排下,李云鏊到天津寄居到舅父家,在“老西開中小學”讀完了高小、初中,在“工商學院附屬中學”讀到高三上學期。李云鏊的舅父在天津開辦一家小書店,兼營紙張文具,經濟條件并不寬裕。為了能使李云鏊有一個安靜的讀書環境,舅父把一間能擺一張單人床和書桌的小屋單獨給李云鏊居住,自己和店員晚上搭鋪住在店鋪里。李云鏊讀初中和高中的學費,也是舅父負擔。李云鏊蝸居的小屋,成了他的讀書天堂,他不僅培養出博覽群書的習慣,并在舅父的感染下,初習中國書法。李云鏊畢生感謝舅父的培養之恩,成家以后,客廳里一直懸掛著舅父書寫的字帖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天津8年的求學生涯,李云鏊遠離家鄉和母親,深感上學之不易,學習非常用功,三年的初中成績,在班上都是第一、第二名。同時,李云鏊還回憶到,“老西開中小學是天主教辦的,因為我是天主教徒,所以除上課外,還要接受天主教的教義學習,它給與我很好的德育教育,奠定了我追求‘真善美’,為人忠誠老實的性格”。就這樣,為了讀書,李云鏊寄人籬下地度過了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的前半期,也平安地度過了動蕩的抗日戰爭歲月。抗戰勝利后,李云鏊的大家庭在北平聚會了一次,李云鏊見到了多年未通音信的父親,父親雖然支持李云鏊繼續求學,但以經濟不好為由,拒絕提供學費。這次,是李云鏊的堂兄李云秀站了出來,提出由他負責李云鏊的學習費用,并建議為躲避國內戰火,讓李云鏊到云南完成高中學業,上大學。堂兄李云秀大學畢業后在昆明工作,曾任抗戰時期住昆美軍英語翻譯,兼辦酒精廠,還購置了兩輛貨車跑長途運輸,生活富裕,能為李云鏊提供好的讀書條件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1949年1月,李云鏊來到昆明,開始了另一段求學生涯,沒有料到,命運又一次待他不公,他的大學生涯是如此地苦澀和惶恐。開始如云秀哥給他規劃的那樣,求學十分順利。他考上了昆明五華中學的寄讀生,順利完成了高三學業,并由于成績優異,得到了學校破例頒發的畢業文憑。這使李云鏊具備了考大學的正式資格。1949年11月,李云鏊在800多名競爭者中,以第一名的身份為云南大學醫學院錄取(該院當年招生30名學生)。但接下來的日子卻是始料不及的。二年后,云秀哥的生意被公私合營了,為維持一家八口的生活,房子也賣掉了,與此同時,云秀哥還被作為違法資本家的懷疑對象不停地受到審查和隔離。李云鏊的學習費用,主要依靠學校的“人民助學金”支撐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但更大的不幸接踵而來。首先,是不能安靜地讀書。50年代初期,中國大地政治運動頻繁,“在抗美援朝、土地改革、思想改造、‘三反’、‘五反’、‘總路線學習’、‘肅反’等歷次政治運動中,學生們都必須把書本擺在一邊,積極響應運動,以便達到所謂‘又紅又專’的目標,否則就是走‘白專’道路,就會影響個人前途。在這些政治運動中,干擾學習猶甚者是1952年的‘思想改造’和‘五反’運動,屆時都需停課投身于運動。”其次,是在“思想改造”運動中,因李云鏊的天主教徒身份,被作為“歷史不清”的懷疑對象對待,一次又一次地被要求交代為什么在解放前夕來云南的動機,這甚至影響到他畢業時工作的分配。禍不單行,當李云鏊遭遇不公時,他的母親去世了,未能回報母親的養育之恩并給母親送終,成為李云鏊的終身遺憾。1955年,當李云鏊結束六年的大學生活時,正值“肅反”運動開始,他被作為審查對象遲遲不分配工作。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氛圍里,捕風捉影、無限上綱、無情批斗的做法,猶如揮之不去的陰霾落在李云鏊身上,使李云鏊痛苦、憂傷不已。就在他幾乎到了不能自持時,一個機會悄然來到。剛調到云南大學任衛生科科長的同行,為了在新的崗位上做出業績,當得知還有學醫的大學生未分配時,提出愿意接收到衛生科工作。在城市里,學校衛生科這樣的單位屬于最基層的單位,設備簡陋,人員不齊,很難有什么作為。但處于困境中的李云鏊沒有什么選擇,為了生存只能接受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當時的衛生科(即校醫室)只有十幾個工作人員,無法分專科,要求所有的醫護人員都要“一專多能”,接診各科疾病,也就是做今日提倡的“全科醫生”。李云鏊學的專業是小兒科,在衛生科就不能只診治小孩了,而要履行全科醫生的職能。好在李云鏊讀大學時的學制是六年,其中包括實習兩年。五年級時輪流在各科實習,到六年級時自報公議地確定一個專科實習一年,這種培養方式使李云鏊既具備系統的兒科專業知識,又不乏其它專科的實習經驗。基層單位要求面面俱到的形勢,經過多年實踐后,他成了一名名副其實的“全科醫生”,內科、外科、兒科、婦科樣樣都經手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當時,在近八年的時間里,衛生科包括李云鏊在內,有三名大學學歷的醫師,他們是衛生科的業務臺柱。在科長的帶領下,他們和其他人員緊密合作,經過持續不斷的努力,衛生科的業務水平得到很大提高。師生員工要求轉醫院治療的病人漸漸減少,公費醫療費結余數字年年遞增。由于衛生科有較高的醫療水平,對重病患者能及時轉院治療,從未發生延誤病人的醫療事故,學校領導對衛生科的工作非常信任和支持。如黨委書記兼校長在衛生科曾作輸精管結扎手術,黨委辦公室主任曾在衛生科作闌尾切除。在大學里,衛生科原本是一個為師生服務的附屬機構,其地位并不處于前沿,但就是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基層衛生單位,因為業務突出,不僅受到學校重視,也得到衛生廳表揚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多年的默默付出有了回報。1963年李云鏊獲得了云南大學五好(政治思想好、完成任務好、遵守紀律好、 經常學習好、團結互助好)先進工作者稱號。在學校匯編的《五好先進工作者先進事跡介紹》中這樣寫道:“李云鏊同志在黨的教育下,工作積極肯干,看病細心,努力鉆研業務。1961年我校炊事員黎淑珍患急性腹膜炎,因腹腔大量積膿,在實行手術時須用吸引器抽吸膿液。在抽吸膿液過程中病人突然發生休克,血壓下降,脈搏微弱。值此千鈞一發之際,必須即刻輸液搶救休克,不能繼續進行手術。然而病人處于休克狀態時,靜脈血管塌陷,護士作靜脈穿刺輸液失敗。李云鏊同志立即為病人作靜脈切開術,輸入葡萄糖鹽水,病人血壓回升,轉危為安,使施行手術的醫生能繼續操作。手術中在用吸引器抽吸膿液時,吸膿管為膿液所阻塞,李云鏊同志立刻用嘴吸通吸膿管,使膿液迅速排出。在李云鏊同志積極配合下,使全部手術順利完成,搶救病人成功。1960年冬天,蓮花池供銷社售貨員飛秀英,在民族學院門前的馬路上產一嬰兒,經路人將其送來我校衛生科時,嬰兒因被羊水阻塞氣管發生窒息,面色青紫,李云鏊同志看到新生兒已奄奄一息,便立即用嘴吸出其氣管中的羊水,新生兒轉危為安,產婦深為感動。李云鏊同志在平時對病人也很關心,他在日常診療工作中,診病耐心細致,對一些因限于條件難以做出正確診斷的疾病,及時轉送醫院,做到早期診斷,早期治療。由于李云鏊同志診病認真負責,有些被醫院漏診、錯診的病人,他也能經過細心檢查作出正確診斷。如副教務長楊允中患慢性腎上腺皮質機能減退,和一位患癩皮病的學生,在醫院復診多次均未做出正確診斷,后輪到李云鏊同志接診時才做出了正確診斷,使患者得到及時治療。李云鏊同志響應黨委號召,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,并能聯系思想,改進工作。”在李云鏊當選為學校五好先進工作者后,隨即被任命為衛生科副科長,主管業務工作。李云鏊作為一個非黨員干部被提升為副科長,在當時是不多見的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在這段精心專研業務,努力工作的時間里,李云鏊也順利和謝鐘梅結婚,并生育了四個兒子。謝鐘梅也是天主教徒,還是大學生的李云鏊和她是在教堂認識并相戀的。他們的戀情經歷了政治風波的考驗。李云鏊臨近畢業時,在“肅反”運動中受到審查,遲遲不分配工作,李云鏊把自己的處境如實地寫信告訴了謝鐘梅,謝鐘梅出于對李云鏊的絕對信任,沒有和他斷交,依然書信往來,互相鼓勵。李云鏊收獲到一份純真的愛情,這是命運對他的補償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正當擔任了衛生科領導的李云鏊,躊躇滿志地決心協助科長把衛生科的業務進一步充實、發展、振興起來時,命運又一次讓他遭受了更為嚴重的磨難。全國人民都毫無預感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于1966年5月爆發,打亂了衛生科前進的步伐,李云鏊被卷入十年浩劫中。十年“文革”,李云鏊遭受到不公正的、屈辱的對待。開始,他被停止了醫師工作,作為披著宗教外衣的里通外國的階級敵人審查。隨后,被抄家兩次,要求交出所謂“特務證據”,被打罵不說,還被剃陰陽頭。接著,又被勒令到學校的農場喂豬、放羊。返校后又被隔離審查達一年多,實屬變相監禁。直至1976年毛澤東去世,“文革”結束,李云鏊才得以恢復工作,恢復職務,迎來了自己遲來的事業的春天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1978年,李云鏊晉升為衛生科科長,主持全面工作,他抖擻精神,帶領全科人員,苦干實干,努力適應高校恢復招生后,規模擴大,就醫人員增加的局面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首先,他結合學校衛生基層工作的實際,把“預防為主,治療為輔”的方針落在實處,成立了“保健室”,開展了以下工作:(一)安排體格檢查:包括新生入學復查、在校學生定期健康檢查、教職工定期健康檢查。(二)職工保健:尤其關注中老年教師、離退休干部、外籍專家的健康。(三)防疫工作:預防接種,傳染病隔離治療。(四)衛生監督:對教學、環境、飲食、體育、婦幼等衛生進行監督;對愛國衛生及計劃生育給予業務指導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其次,擴大醫療隊伍,提高醫療水平。在李云鏊主持下,衛生科先后增加了一批醫務人員,衛生科從“文革”前的18人,陸續增加到50人,科室也由“文革”前的10個,增加到26個。李云鏊進人時,秉持任人唯賢的標準,根據工作需要而進人,并通過外調,摸清情況,確保質量。進來的人員,不時根據需要,讓他們到外地培訓、進修,提高業務素質。當時,衛生科每周五下午都有業務學習,科內人員要在會上交流業務學習情況。還規定要求醫師每年都要撰寫專業論文。隨著專業隊伍的加強,衛生科的醫療水平逐漸提高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再次,擴大醫務工作,嚴格管理,適應形勢需要。門診醫療在“文革”前原有內兒科、外科、檢驗室、藥房、注射室的基礎上,逐步開展婦科、五官科、牙科、理療科、放射科等專科門診,并增添了必要醫療設備。病房醫療則恢復了“文革”時撤消的病床,收住較重病人,盡量減少轉送醫院。為了保證醫療秩序,衛生科特別規定上班要打考勤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由于衛生科工作成績突出, 1987年及1989年被當時的云南省教育委員會兩次評為先進集體,李云鏊被評為先進個人一等獎。1988年,李云鏊已到了退休年齡,但學校一直讓他堅守職責,直到1991年才讓他退休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在繁忙的管理和業務工作之外,李云鏊還結合專長承擔了多項社會工作。他受聘于教務處,擔任英語培訓教師,指導青年學生學習英語。倡議組織“云南省高等院校衛生工作者學會”( 1989年改名為“云南省高校保健醫學研究會”),并擔任副理事長,兩年后換屆擔任了理事長。還擔任了“中國高校保健醫學研究會”常務理事。通過自編教材,在云南省高校中,率先在云南大學開設了健康教育選修課。在云、貴、川高校保健醫學研究會合編的《大學生健康教育》教材中,擔任副主編。為學校體育部的“體育師范專科班” 講授《運動生理學》。出任云南省高校醫務人員“中級職稱評審委員會”副主任委員。鑒于李云鏊的醫療和學術研究水平,1987年和1993年他先后被評為副主任醫師和主任醫師,成為當時云南省高校醫務界中首個正高職稱獲得者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從1977年恢復工作,到1991年退休,李云鏊在15年的歲月里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績,不是人人都能做到、得到的。作為管理者的他,具有毛澤東時代的好干部的素質,實踐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。作為專業技術人員的他,發揮了鄧小平時代的知識分子的才干,富有創造性。他在15年的事業的黃金歲月里,出色地扮演了高校中層干部“雙肩挑”的角色,僅就某一方面而言,他都是非常優秀的。這一切聯系到他少年時代遭遇父親拋棄,青年時代讀大學時被莫須有的罪名而審查,成年時又被“文革”革去大好年華的經歷,無不令人心生感嘆與敬意。在他所經受過的三次磨難中,有不少人只要經歷其中的一次,就足以意氣消沉,精神萎頓,只會在抱怨中消磨時光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李云鏊內心深處的人生價值追求,鑄就了他堅韌的意志和仁愛之心。從小時候起,他就有不輸于人的聰明和追求知識的習慣,這既來源于他的祖父,也來源于他的母親。祖父給他取名為“鏊”,原為“鰲”,意即獨占鰲頭之意,后改為“鏊”,是認為他命里缺金,所以以“鏊”代“鰲”。祖父對他的天賦的肯定,其實是把天生的自信遺傳給他的證明。他的母親雖終生忙碌于地壟活計和家務勞動,但眼界并不狹隘,十分重視教育,在他成長的少年時代,為他規劃了適合于他的讀書道路。她也經常帶領李云鏊哥弟去田間勞作,把勞動創造價值的精神潛移默化地傳給了他。終其一生,李云鏊在面對厄運時都能做到堅信自己,在獲得機會后能緊緊抓住順勢而上。認真讀書、工作,慎獨處世、不言放棄的堅守,使李云鏊終于實現了從小就追求的人生價值: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,讓世人對自己作出好的評價。燕趙大地俠義文化營造的人文環境,親戚的扶持,領導的幫助,也是幫助他實現人生價值的助推器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退休后的李云鏊,扮演著一個好丈夫、好父親、好朋友的角色,同時,也為自己瀟灑快樂地生活著。他贊成“退休是人生第二春”的說法,常唱《夕陽紅》以表露自己的心聲:“最美不過夕陽紅,溫馨又從容。夕陽是晚開的花,夕陽是陳年的酒。夕陽是遲到的愛,夕陽是未了的情。多少情與愛,化作一片夕陽紅”。他不像有的人,明明退休了,還執意頻繁地在原工作單位現身,或是以兼職賺錢來證明自己的人生價值,而是遵循人生的軌跡,頤養天年,過舒適、寬松、隨意的生活。在他看來,這樣的生活亦是有價值的。他仍然擔任著云南省高校保健醫學研究會理事長一職,領導著這個他親自創立的學會。為了保證學會有經費使用,他帶領兩名護士,到北京大學校醫院學習技術,開展“頸動脈注射治療腦梗塞”項目,治療腦梗塞引起的偏癱,治療效果和經濟效益都很好,為研究會增加了收入。在他主持下,學會還承擔了省教育委員會接受的、國家教育委員會下達的“全國學生體質健康調查研究”工作。李云鏊還每年都撰寫專業論文,參加中國高校保健醫學研究會的學術研討會。他參加了“云南省高校教授合唱團”,為發揮他的管理才能,團長請他擔任會計,后又被推舉為副秘書長。他還是云南大學“九三學社”離退休支社的支委,2002年被選為九三學社云南大學基層委員會的七個代表之一,出席了“九三學社云南省第八次代表大會”。他還擔任了云南大學的“老年科技工作者協會”理事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李云鏊的個人愛好也出彩。他熱愛京劇、河北梆子,自己經常練唱,自得其樂,并以其熱情和樂觀感染著身邊的人。他還把中小學時喜歡練習書法的愛好也撿起來,有空就練習。“當自覺寫的有點模樣時,試投稿于一次書法展覽,不料竟被選中。此后每遇書法展覽征稿我便投稿,皆被選中。”1998年“云南省書法家協會”吸收李云鏊為會員。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李云鏊還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,完成了一部自傳——《余生追憶——李云鏊回憶錄》,約7萬字,敘述他一生的經歷。本文前面打引號的引文,皆引自它。《回憶錄》把個人命運和時代進程聯系起來,講述了“尚仁堂”家族的興衰和命運,記錄了他人生不同階段所發生的社會時事。《回憶錄》感情真摯、語言樸實,闡發了個人命運雖然被時代所左右,但只要堅守內心的理想,終于能夠在機會來臨時,抓住機遇,實現個人人生價值的價值觀。這是一部反映了一個歷史時代的、濃縮的信史。這部自傳,首先是作者留給家人的,愛好歷史的李云鏊知道,歷史具有認同功能,留給子女自己的歷史,就是希望子女們能把自己的精神流傳下去。其次,一滴水見太陽,個人命運也是時代的寫照。作者之所以在自傳性質的《回憶錄》中包含著豐富的時代信息,意在給他所經歷過的時代留下一面鏡子,反照出歷史。只有一個重視人生價值且實現了的人,才會有撰寫自傳的心愿,并將它以客觀敘述的方式書寫出來。一個人的一生能做到這樣,真的沒有什么需要去留戀世俗的了。李云鏊把遺體捐給社會,是要盡最后的可能,再為社會做點力所能及的事,走完實現人生價值的最終旅程。生前李云鏊在給兒子的留言中曾表露心跡:“祖宗雖遠,祭祀不可不誠,但與其空留一座墳墓于山上,還不如做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,子孫們如要懷念,在家里掛一張遺像即可。”對待死亡就像對待一件家常事,一般人能做到嗎?他是一個純粹的人。李云鏊是天主教徒,我們由衷地希望,他的離去不過是去天國作一趟九重之游罷了。祈清風白云給力、再給力,讓游者愜意、再愜意些。

                        一位偉大領袖說過這樣的話: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輕于鴻毛”,話說得不錯,但不全面。世間有很多人的生命價值處于這兩個極端之間,既不如泰山般珍重,也不會似鴻毛樣輕飄。有的生命如山間溪流,自由愉快地奔流;有的如白云在天空掠過,不留痕跡,但都瀟灑自在。有的似山巒上的巖石,靜靜地躺著;有的如夏花般璀璨,爭艷一時,但都實在地體現了自身。李云鏊的生命恰似云南大學物理樓前的雪松,有些孤傲、有些自詡,而繁華的枝葉,從粗壯結實的主干鋪向四周,守護著一方綠蔭,無論冬夏與春秋。

                  (李杰 伍苗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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